第217章 经筵讲开暗讽喻（二）
第二天，赵佶在垂拱殿召集宰执们商量经筵问题。
赵佶将周武仲的经筵讲义传阅给诸位宰执们看，赵佶说道：“周武仲的讲义，吾不允，还有经筵的制度，也需要做一改进。”
现在诸位宰相已经十分熟悉赵佶的风格了，就是对祖制毫无感觉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修改祖制。
不过宰执们看过周武仲的经筵讲义，都默默的为周武仲点了一个赞，好小子，有胆，直接往官家的腰眼上捅，不去台谏真是可惜了。
作为首相，韩忠彦肯定要当先说话，韩忠彦问道：“官家，不知道官家准备对经筵制度怎么改进？”
赵佶笑着说道：“昔日神宗朝时曾有坐立之辩，韩相当年的论断，吾以为可行。”
当年神宗朝时为经筵坐立的问题曾经展开过大讨论，韩忠彦是支持讲官站的一方，而赵佶如今的决定是除宰执和老臣特赐之外，都站立。
赵佶说了自己的想法后，一众宰执都有些沉默，看似简单的一个坐与站的问题，实际上是君权与臣权孰强孰弱的问题。有宋一代，经筵尤重择人，文彦博以三朝元老而与经筵，程伊川以一代大儒而为讲官，他如贾昌朝、范祖禹，无非端人正士，其所以发圣人之经，穷典籍之奥者，班班可考。
大宋的经筵为何如此重视选择讲官，因为在士大夫的心目中，经筵讲官就等同于帝师了，是负有纠正皇帝过失的职责的。
但是赵佶显然不这么想，当帝师，你想屁吃呢！还想坐在小爷头上，没门！赵佶接着说道：“经筵大典，岂可轻忽？日后凡是经筵，除宰执大臣和老臣硕德可特赐坐外，皆站立。经筵同朝参一样，由宰臣押班，经筵亦由宰臣主持。同时学士院、台谏、在京馆阁官吏、政事堂宰执、六部及各寺侍郎、少卿以上皆参与。”
赵佶把这话说完，几位宰执都有些愣住了。虽然在很多时候，皇帝在参加经筵时，经常也会叫上自己的近臣、侍从以及其他官员一起听讲，其中也包括类似宰相、辅政大臣等这样的朝廷重臣，而且对位高权重之臣的要求更高，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大宋的文治氛围，上至帝王，下及臣子，皆以读书为紧要之事，在这一点上，帝王和臣子是相同的。另外，皇帝与大臣一起听讲，也可便于相互讨论，共同引为戒鉴。
但是像赵佶这样，明确要求一批大臣参加经筵的还是第一次。毕竟经筵的教育对象是皇帝，虽然皇帝偶尔也会和一些亲近大臣一起参加经筵，但是像这样直接指定参加经筵的人员还是第一次。
苏辙说道：“官家，经筵本为帝王之学，外臣参加，恐有未妥吧！”
赵佶笑着说道：“经筵虽然是帝王之学，但是本朝向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举朝之士，皆是儒臣，既然都习儒术，大家一道讨论，共同精进，也是乐事嘛。”
赵佶这么说，倒让苏辙说不出话了，赵佶接着说道：“对讲读官以及其他讲读之人都应礼遇和尊重，免礼节、赏赐、慰问等等如平常事。”
吕惠卿赶紧上前说道：“官家所言极是，经筵既为帝王之学，何妨召集儒臣，一同论道，集思广益呢？”
赵佶接着说道：“经筵人数增加，当在何处举行经筵？”
苏辙说道：“以往经筵之所一般是在崇政殿西庑或者迎阳门、延义阁等处。”
曾布说道：“崇政殿狭小，恐怕无法容纳这么多人。”
赵佶说道：“吾观实录，端拱元年八月，太宗幸国子监，谒文宣王毕，开辇将出西门，顾见讲坐，左右言学官李觉方聚徒讲书，即召觉令对御讲说。不若于国子监经筵。”
赵佶早就想到国子监去看看，作为大宋的最高学府，国子监的学子们可谓天骄了，对于国子监，历代大宋官家也十分重视，能判国子监或者任国子祭酒的，无一不是饱学鸿儒，太学生们也是大宋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群体，他们搞事情的能力丝毫不亚于台谏，不少宰执大臣就是被太学生们搞下台的。
赵佶突然说去国子监开经筵，韩忠彦连忙阻止道：“官家，太宗于国子监令讲官讲读，是一时兴起，并非常例，经筵还是要在禁中举行的。”
赵佶当然知道经筵不可能每次都在国子监举行，只是要把这个事拿出来说一下，为日后去国子监找好借口。赵佶说道：“如此就在大庆殿吧，令礼部进经筵仪注，择定日期，准备经筵。计相留一下。”
诸位宰执们走后，只剩下吕惠卿在场，赵佶开口问道：“计相，听闻当年王荆公编《三经新义》，计相也参与了，计相如何看此书？”
《三经新义》为《周礼新义》、《尚书新义》和《诗经新义》的合称，熙宁六年（1073）在神宗的要求下，置经义局，由王安石父子主持进行编撰，至熙宁八年（1075）修成。《周礼新义》十六卷、《尚书新义》十三卷、《诗经新义》二十卷，其中《周礼新义》为王安石亲手所着，《尚书新义》主要由其子王云在王安石的指导下撰写，《诗经新义》由王云、吕惠卿及王安石一些弟子修撰，最后由王安石审定。
对于此书，吕惠卿可谓及其了解了，他是全程参与了此书的编撰。故而赵佶向吕惠卿询问此事。
吕惠卿说道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，对于王荆公变法而言意义颇为深重，《周礼》是王荆公变法的支撑，王荆公致力于将《周礼》智慧与实际情况相结合，从《周礼》之中汲取改革智慧。虽有所谓三不足之论，然尊周礼，乃是三经新义的根源。”
说道这本三经新义，吕惠卿不由得眉飞色舞起来，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在王安石麾下，颇受重用的时候。三经新义虽然是王安石为新法所作的理论依据，但是其中吕惠卿出力颇多。
赵佶笑着说道：“左右今日无事，计相为吾略解一二，说说三经新义。”
吕惠卿说道：“臣谨受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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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佶将周武仲的经筵讲义传阅给诸位宰执们看，赵佶说道：“周武仲的讲义，吾不允，还有经筵的制度，也需要做一改进。”
现在诸位宰相已经十分熟悉赵佶的风格了，就是对祖制毫无感觉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修改祖制。
不过宰执们看过周武仲的经筵讲义，都默默的为周武仲点了一个赞，好小子，有胆，直接往官家的腰眼上捅，不去台谏真是可惜了。
作为首相，韩忠彦肯定要当先说话，韩忠彦问道：“官家，不知道官家准备对经筵制度怎么改进？”
赵佶笑着说道：“昔日神宗朝时曾有坐立之辩，韩相当年的论断，吾以为可行。”
当年神宗朝时为经筵坐立的问题曾经展开过大讨论，韩忠彦是支持讲官站的一方，而赵佶如今的决定是除宰执和老臣特赐之外，都站立。
赵佶说了自己的想法后，一众宰执都有些沉默，看似简单的一个坐与站的问题，实际上是君权与臣权孰强孰弱的问题。有宋一代，经筵尤重择人，文彦博以三朝元老而与经筵，程伊川以一代大儒而为讲官，他如贾昌朝、范祖禹，无非端人正士，其所以发圣人之经，穷典籍之奥者，班班可考。
大宋的经筵为何如此重视选择讲官，因为在士大夫的心目中，经筵讲官就等同于帝师了，是负有纠正皇帝过失的职责的。
但是赵佶显然不这么想，当帝师，你想屁吃呢！还想坐在小爷头上，没门！赵佶接着说道：“经筵大典，岂可轻忽？日后凡是经筵，除宰执大臣和老臣硕德可特赐坐外，皆站立。经筵同朝参一样，由宰臣押班，经筵亦由宰臣主持。同时学士院、台谏、在京馆阁官吏、政事堂宰执、六部及各寺侍郎、少卿以上皆参与。”
赵佶把这话说完，几位宰执都有些愣住了。虽然在很多时候，皇帝在参加经筵时，经常也会叫上自己的近臣、侍从以及其他官员一起听讲，其中也包括类似宰相、辅政大臣等这样的朝廷重臣，而且对位高权重之臣的要求更高，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大宋的文治氛围，上至帝王，下及臣子，皆以读书为紧要之事，在这一点上，帝王和臣子是相同的。另外，皇帝与大臣一起听讲，也可便于相互讨论，共同引为戒鉴。
但是像赵佶这样，明确要求一批大臣参加经筵的还是第一次。毕竟经筵的教育对象是皇帝，虽然皇帝偶尔也会和一些亲近大臣一起参加经筵，但是像这样直接指定参加经筵的人员还是第一次。
苏辙说道：“官家，经筵本为帝王之学，外臣参加，恐有未妥吧！”
赵佶笑着说道：“经筵虽然是帝王之学，但是本朝向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举朝之士，皆是儒臣，既然都习儒术，大家一道讨论，共同精进，也是乐事嘛。”
赵佶这么说，倒让苏辙说不出话了，赵佶接着说道：“对讲读官以及其他讲读之人都应礼遇和尊重，免礼节、赏赐、慰问等等如平常事。”
吕惠卿赶紧上前说道：“官家所言极是，经筵既为帝王之学，何妨召集儒臣，一同论道，集思广益呢？”
赵佶接着说道：“经筵人数增加，当在何处举行经筵？”
苏辙说道：“以往经筵之所一般是在崇政殿西庑或者迎阳门、延义阁等处。”
曾布说道：“崇政殿狭小，恐怕无法容纳这么多人。”
赵佶说道：“吾观实录，端拱元年八月，太宗幸国子监，谒文宣王毕，开辇将出西门，顾见讲坐，左右言学官李觉方聚徒讲书，即召觉令对御讲说。不若于国子监经筵。”
赵佶早就想到国子监去看看，作为大宋的最高学府，国子监的学子们可谓天骄了，对于国子监，历代大宋官家也十分重视，能判国子监或者任国子祭酒的，无一不是饱学鸿儒，太学生们也是大宋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群体，他们搞事情的能力丝毫不亚于台谏，不少宰执大臣就是被太学生们搞下台的。
赵佶突然说去国子监开经筵，韩忠彦连忙阻止道：“官家，太宗于国子监令讲官讲读，是一时兴起，并非常例，经筵还是要在禁中举行的。”
赵佶当然知道经筵不可能每次都在国子监举行，只是要把这个事拿出来说一下，为日后去国子监找好借口。赵佶说道：“如此就在大庆殿吧，令礼部进经筵仪注，择定日期，准备经筵。计相留一下。”
诸位宰执们走后，只剩下吕惠卿在场，赵佶开口问道：“计相，听闻当年王荆公编《三经新义》，计相也参与了，计相如何看此书？”
《三经新义》为《周礼新义》、《尚书新义》和《诗经新义》的合称，熙宁六年（1073）在神宗的要求下，置经义局，由王安石父子主持进行编撰，至熙宁八年（1075）修成。《周礼新义》十六卷、《尚书新义》十三卷、《诗经新义》二十卷，其中《周礼新义》为王安石亲手所着，《尚书新义》主要由其子王云在王安石的指导下撰写，《诗经新义》由王云、吕惠卿及王安石一些弟子修撰，最后由王安石审定。
对于此书，吕惠卿可谓及其了解了，他是全程参与了此书的编撰。故而赵佶向吕惠卿询问此事。
吕惠卿说道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，对于王荆公变法而言意义颇为深重，《周礼》是王荆公变法的支撑，王荆公致力于将《周礼》智慧与实际情况相结合，从《周礼》之中汲取改革智慧。虽有所谓三不足之论，然尊周礼，乃是三经新义的根源。”
说道这本三经新义，吕惠卿不由得眉飞色舞起来，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在王安石麾下，颇受重用的时候。三经新义虽然是王安石为新法所作的理论依据，但是其中吕惠卿出力颇多。
赵佶笑着说道：“左右今日无事，计相为吾略解一二，说说三经新义。”
吕惠卿说道：“臣谨受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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